映象新闻

[18]的确，一语双关——通过关联的生活方式来定义和实现的世界——是儒家在交流沟通的社群中创造积极意义的方式。

经学从初始就数经并存，这说明经学从根源上就具有包容性，是一个多维的体系。所以，即使要说古代的经学观，也应该从常道的意义来定义，而不是从诠释儒家经典的现象来说明。

人不守常道，就不是人。而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使人们认识到一定的土壤条件只适合特定的农作物，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被称作宜。而在十三经中只有五经具有元典性，其他如《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只是在取得经的地位后，才有相应的注、疏之学，所以，说到底还是以五经为本。自汉代以后，圣人作经更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经学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总是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作与时俱进的调整创新，生生不息，获得发展。

而经学也能够吸收佛教、道教的营养成分，发展出理学的经学新形态，使经学得到哲学的升华。而唐代官方修定的经典为《五经正义》，主要还是以五经为主，而五经中的《礼》为《礼记》，《诗》为《毛诗》，《春秋》为《左传》，与汉代五经皆今文不同。但在现在语境中，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重点在于协调个体权利与公权力的关系，现代思想者除了阐明公权力对人权的保障性作用，更强调个体权利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不能以公权力来评判它是否合理，更不能以公权力妄加干涉。

自由儒学就是从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意义出发，必然与传统儒学理论不同，也自然会吸收非儒学的思想，但立场却始终都是儒家的。这也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系，那就是传统儒家明明是采取国家完美主义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国家应该重视教化人民。试想如果我们兼采两套标准，那么只能是一会儿此是彼非采取A标准，一会儿又此非彼是采取B标准，所以不可能有一个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东西。假如有个孩子，他妈妈现在事情比较多，那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的很重要的一些价值、利益之类的是跟妈妈连在一起的。

而德性是形上的本体层面的观念，所以不像德目那样可以做经验的解释。由此表明，其实这种区分是比较微妙的。

虽然这不是完全没有用，如果了解孟子肯定会有所帮助，但是当代中国跟先秦时期孟子所面对的情况很不像。首先就是哲学家自身要把这二者弄清楚，应该知道那个区分在哪里。对于儒学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以传统儒学理论为框框来裁剪当下生活，肯定是有问题的，例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以三纲为代表的传统儒学的政治伦理观念无法积极的解决现代的政治伦理问题，同样我们直接把西方的各种理论套用到中国，也肯定有问题。安靖如：对，所以在中国常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汉学家，我有点儿保留。

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理性主义的德性伦理就渐渐成为最主要的伦理传统，但当前情感主义的德性伦理[⑤]也颇受关注。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可能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其价值立场上的双轨制，特别当我们分析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时会明显暴露出来。对儒家来说，越充分的吸收现代自由的一般共同性，就越可以更好的发展自身的自由理论，而且现代自由的一般共同性通过儒学话语的表达也就获得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殊性，那么，发展了现代自由的儒学还是儒学，儒学在借鉴外来思想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质[②]。（安：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

郭萍（以下简称郭）：李老师，您好。郭：刚才您着重谈了儒学的综合创新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

在儒学复兴思潮中，杜维明先生明确表示赞成综合创新的主张，成中英先生具体讨论到了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的问题。实际上包括戴震本人在内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并不根本反对儒学本身的价值系统，而主要是批评其现实影响。

比如有政党就得有阶级，有共产党就得有共青团、少先队等等。梁漱溟抗战前在这里搞乡村建设时，最大的苦恼就是所谓乡村运动，可是农村不动。这使他既纳闷又有些郁闷。1937年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对谈时有一次谈到未来乡村建设的问题，两个人意见产生了分歧。正像市场经济在西方成熟后会体现出诚信的要求一样，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更为注重诚信。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而西方人就不会做出这种承诺，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对无核国家承诺不使用核武器，核武器便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在2012年邀请了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来北大访问，在此期间他多次询问为何今天的中国人不讲诚信。

几个月后他的观点就完全变了，于是就写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国建国之路》。但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人敢于说我要和上帝平等，因为上帝乃是他们生命的根源。

所以，整个社会从天子到丘民都是一马平川的形态，但是今天中国完全不是。尽管火药是我们发明的，但我们根本没有往穷兵黩武这条道路上走。

郭：近现代以来，接纳西方的现代性乃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期间新鲜空气夹杂着苍蝇蚊子同时而至，您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在今天儒学的综合创新中如何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出现的弊端？    李：正像师夷长技以制夷构成了中国社会与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所显示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确是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的。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的兄长张申府先生提出了罗素、孔子和列宁三流合一的主张，张岱年先生进一步讲唯物的、解析的和理想的三流合一。反过来看中国，儿子和父亲之间完全平等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的文化观念一直认为（至少过去）父母是子女生命的根源。这两种途径都是有条件的，前者要达到高深的境界，后者要具备相应的德性以及社会地位。

现在所谓内生现代性的主张，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所体现的逻辑并非如此，它所凸显的并非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东西，其寻找的恰恰是与西方现代性完全一样的东西。西方已经生成的现代性的三大特征是理性精神的凸显、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进步历史观的出现。

最后就形成了为祖先尽孝、为圣贤尽孝、为天地尽孝。所谓的不朽即是融入历史，通过历史的绵延实现生命的不朽。

一方面，它的确起着正面的作用，使得人类两三百年以来所获得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此前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而实际上内生现代性概念指的是与西方文化有家族类似性，同时在某些根本关键点上又不同于西方从而真正体现儒学、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

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同马克思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当然，由于现代化源起于西方，西方式的现代性肯定与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与丛林规则作为重要内在机制的西方现代文明相比，中国文明自古以来更为注重内在道德，更为注重可久、可大之道的追求。为什么今天关于大气污染、减排等的谈判总是无果而终呢？直线式的、进步的或增长的社会历史观在背后起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就形成了儒家思想解决安身立命问题的三种途径。更为基本的是如果地球上这么多人都达到西方人的生活水平，人类还能存在多久都很难讲。

大家知道，早期启蒙说最早由梁启超先生提出，中经张岱年先生、侯外庐先生的进一步阐发，后由萧萐父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总成其说。一方面，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是通过早期启蒙思潮这一途径来接引的。

就这些问题，我们对当代著名儒家学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翔海教授进行了访谈，以飨读者。但它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西方已有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就直接等同于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我不这么认为。